晚清京师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的英语语法教科书《英文话规》
1862年，晚清政府成立了京师同文馆，开设英语、法语等外语学习馆。
其中，英语馆的张德彝在外语学习、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出访所撰写的200多万字的《述奇》，共八部。
从1866年首次出访，一直到后来担任驻外参赞。回来之后，还担任了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
前前后后，他在同文馆待了34年之久。
1898年，他将自己的对英语语法的理解，写成了一本小书，《英文话规》。
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先藏有张德彝的抄本。
扉页上钤有“德彝”“在初”两枚印章。
极具文献价值。
这是晚清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英语语法教材之一，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谁是我国唯一一位目击“巴黎公社”革命的外交家呢？
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现在的中国人，只能通过史书、图片等了解当年巴黎公社的斗争情景。
然而，清末有一位年轻的中国人，碰巧在巴黎目击了这一伟大事件，并留下了宝贵的记述，此人名叫张德彝。
“巴黎公社”最早的译名，是出自清朝外交家张德彝《三述奇》一书。
张德彝是辽宁铁岭人，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旗人家庭，他自幼家境贫困，在舅父的帮助下读了一点私塾。但他"性聪颖......年未弱冠，慷慨有四方志"。所以读书刻苦，锲而不舍。
在十五岁那年，张德彝凭着自己的学习成绩考上了当时我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北京同文馆，是这所学校仅有的十名学员之一。经三年苦读，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张德彝
1866年，清同治五年，是中外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这年，张德彝19岁时被清政府委派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出国旅游团，去欧洲观光。他随团游历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等十个国家，饱览了世界风情。
在闭关自守的清王朝之外，竟有如此文明开化的另一天地！这活生生的现实使张德彝大开眼界。
本来这次派人员出国，清政府目的是为了了解洋人内情，"探其利弊"，但是张德彝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对泰西(欧洲)新奇文化的观察上，其中对戏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回国后，张德彝写出《航海述奇》，详细记载了他的观察见闻，许多戏剧活动的记载形象记述了欧洲戏剧活动盛况。他是我国第一个介绍欧美戏剧的人。
1870年六月，中国发生了“天津教案”。清政府在列强的压迫下，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前往法国赔礼道歉，张德彝作为翻译随行。
1870年11月16日,他们从上海出洋到法国后，正赶上普法战争。法国政府无法接待他们，他们只好在马赛等着。
1871年3月15日，崇厚派张德彝前往巴黎打听时局。3月17日，张德彝到达巴黎，正好赶上巴黎工人将于18日举行巴黎公社起义。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中国还处于在清朝同治年间，中外交流极少，在中国国内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巴黎公社的反映。但是就在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前一天，恰好张德明进入巴黎，成了这场社会变革的目击者。
3月18日，张德彝记下了梯也尔召开军事会议，派遣军队进攻国民自卫军的阵地、巴黎城北蒙特马尔等处的事件，以及政府军在人民力量的感召下倒戈，活捉泰康特将军等高级官员的情景。
3月19日，张德彝记下了巴黎工人起义后，梯也尔逃奔凡尔赛的情景。他尤其记下了巴黎公社起义者被俘后，视死如归的情景，感人至深。
3月20日，张德彝赶到凡尔赛目睹许多起义群众被押往凡尔赛。他记载道：“其中有女子两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
6月3日，张德彝又从凡尔赛到巴黎，目睹了反对派追捕屠杀起义者的情景。他在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有1800余起义者被押向刑场，其中妇女有百余名，虽被手臂被缚，而气象轩昂，无一毫袅娜态”。
此外，张德彝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还描述了巴黎街垒的情景：“在小巷口，往往有石头、松土、桌子、木箱、塞满零碎杂物的篮子筑成了围墙，子弹穿不透”。他描述军人把被俘的公社战士“用黑带蒙住眼睛枪杀”的情景尤其使人惊心动魄。
张德彝一生到过欧洲和美国，在外国度过了整整27个年头，并写了大量日记。他把这些日记命名为《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一直到《八述奇》，总字大约200万字。
其中《三述奇》中大量记载了巴黎公社的史实。
张德彝作为一个中国人，以客观的笔墨描写出巴黎公社起义的伟大壮举，成为东方人记载巴黎公社的不可多得的史料和见证。
1876年，张德彝随公使作译官驻英国，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公使；
1887年，张德彝任随员又去法国;1896年任参赞到日本;1902年受赏二品官衔，出任英国大使，1906年功告回国；
1904年，张德彝代表清政府在英国伦敦签定《保工章程》，没有给英国人任何在华特权。
惊奇的是，张德彝还曾任光绪皇帝的外语老师。
辛亥革命以后，张德彝于1918年病故于北京，享年72岁。
张德彝无愧于十九世纪的旅游家，作家，书法家，外交家，翻译家称号，他留下的许多历史珍贵史料值得大家去研究，去学习。
张德彝的人物特色
曾经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花甲回忆》中评价晚清的士大夫时感慨地说道:“在文学方面他们是成人,而在科学方面,他们却仍然是孩子。”
同样一个丁韪良,在与中国农民交流的时候,却认识到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想法。他在北京西山同一位满手老茧的农夫聊天时,农夫问道:“你们洋人为何不灭掉清国呢?”丁反问道:“你觉得我们能灭得了吗?”农夫说道:“当然了”,他边说边指着山下面的一根电线,“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推翻清国”。
晚清中国面临的是一场源自先进科技的革命。顽固的士大夫们坚持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发明电线电报,却仍然是泱泱大国。
在直接走出国门、接触到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晚清士人中,张德彝是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
“自卑”的出身
张德彝(1847年-1918年),同治元年(1862年)十五岁时考入京师同文馆,为该馆培养出的第一批译员之一,四年后,他便随同中国近代第一个官方外派使团斌椿使团出访。随后40年,他虽然没有担任过驻外最高使节,但他始终从事外交和外事活动。同治七年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时他任通事(翻译),环游了欧美各国;同治九年,钦差大臣崇厚因天津教案一事专程赴法道歉,他任随员。此间他目睹了巴黎公社起义这一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农民起义的伟大事件。光绪二年(1876年),他出任中国驻英使馆译官,光绪十三年任秘书。后曾一度回国,任光绪皇帝的英语教师;光绪二十二年,任出使英、意、比大臣罗丰禄的参赞;光绪二十七年,以记铭道二品卿衔出英、意、比大臣,光绪三十五年任满回国。他一生中八次出国,在国外度过了27个春秋。1918年病逝于北京。张德彝陆续把他的见闻写成了八部“述奇”,其一至六和第八,已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走向世界丛书》出版。惟缺第七部述奇,过去一直认为已遗佚,但最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献中被发现。
张德彝从海外归来后,被派去和同文馆的另一校友沈铎一起做光绪帝的英文老师。中国的皇帝也许是惟一要求两位教授同时上一门课的人。为了对自己的老师表示尊重,光绪帝允许他们在王爷和大臣们跪见时仍然坐在自己身边。可见张德彝回国后的地位非同一般。但张德彝对此并不以为然,因为他对自己的同文馆出身还是充满自卑的。
在1860年代初的中国,学习外文不能算是正途。但为了外交的需要,清政府只能通过奖励政策鼓励八旗子弟学习英文。其奖励条款是:每月发给“膏火银”三两,学习优秀者,另有奖金,三年学成后,视成绩授予七、八、九品官职。但即使这样既给钱又给官,在1862年6月京师同文馆开馆时,还是只招收到了10名学生。
同文馆的学生同时要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京师的好事者作各种侮蔑、攻击的言辞打击这些入学的学生:所谓“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所谓“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所谓“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作为15岁的汉军镶黄旗子弟的张德彝,固然有勇气面对这种局面,但是,毕竟没有走八股人仕的正途,一生也还是有遗憾的。
他逝世时,有人送一副挽联——“环游东亚西欧,作宇宙大观,如此壮行能有几;著述连篇累牍,阐古今奥秘,斯真名士不虚生”,当为对他的客观正确的评价。而张德彝晚年却并不为自己的经历自豪。他教导他的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人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
作为“第一”的发现
张德彝与他同时代的外交大臣们相比,可能因为没有赋予中外交涉的重任,他对西方的观察视角非常生活化,晚清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多来自他的记述,他的许多发现是中国人第一次对西方的细致观察所得。
第一个记录西餐:西餐在鸦片战争前后即已进入中国。而西餐在中国北方出现则晚得多。咸丰十一年(1861年),天津租界出现了一家经营餐饮、旅馆和货栈的“利顺德”,其创始人为英国牧师殷森。五年后(1866年),张德彝随同使团出访,坐英国轮船由天津去上海,才第一次享用西餐。船上的伙食是“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糖饼、苹果……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更有牛油、脊髓、黄薯、白饭等物”。后来换了法国远洋轮,饮食更加丰盛。即使吃西餐用的餐具和调料,张德彝在日记中也有详细记载:“每人小刀一把、大小匙一、叉一、盘一、白布一、玻璃酒杯三个”,写调料瓶则曰“五味架”,“分装油、醋、清酱、椒面、卤虾”。对异域文明的认识,最直接的是来自对生活方式的观察。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餐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西餐同样是西方文明的典型反映。张德彝细致地记载西餐,说明他对中西文化差别的认识是很具体而直接的。中餐的制作讲究的是经验,油盐酱醋的使用、火候的把握,完全靠的是感觉。西餐的制作讲究精致准确,是更加量化的一种方法。这些区别,大约令初次接触西餐的中国有识之士震惊吧。
第一个记载西方标点符号: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张德彝随同美国公使蒲安臣带领的“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在《再述奇》(或者《欧美环游记》)中,他介绍了西洋标点:“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又过了将近40年,中国的现代汉语才正式采用西式标点符号。张德彝的文化观察不可谓不敏锐。
第一个记载巴黎公社:张德彝写作《随使法国记》110年之后,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其作为《走向世界丛书》的一种而出版。国人乃知有中国人经历并记载了巴黎公社。张德彝曾于同治九年腊月初四(1871年1月24日),因为“天津教案”随钦差大臣崇厚赴法赔礼道歉,正赶上巴黎公社暴动。24岁的张德彝在日记中,虽将巴黎公社视为“叛乱”,并命名之为“红头民政”,但对巴黎公社的勇士们,他仍然是称赞有加:“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叛勇不惟男子犷悍,即妇女亦从而助虐。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居则高楼大厦,食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现擒女兵数百,迅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年轻的张德彝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运动的世界性意义以及它在人类阶级斗争历史中的重大价值,但是,这种不同于中国农民起义的“叛乱”,想必一定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第一个记载若干著名西洋工具、乐器和房屋名称:自行车的名称,即来自张德彝的记载。他在《欧美游记》中描述过伦敦的自行车:“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寸(应为“尺”),小者寸(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左右顾视,趣甚。”他也是第一个描述火车的中国人。在《航海述奇》中他曾描述当时英法的火车:“头等车厢分三间,每间左右各二门,门旁各二窗,有活玻璃可上可下。蓝绸小帘,自卷自舒,机关甚奇。四壁糊以洋棱,壁上有面镜、帽架,有丝络以便盛什物。前后两木床,宽一尺五寸,分四幅,可坐八人。靠背坐褥厚皆三寸,面有回绒洋呢。地铺花毡,有唾盒。晚上,燃玻璃灯于车顶,两床抽出可并为一坑。”他也是第一个描述钢琴的晚清士人: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初四张德彝途经上海,去拜访印刷家姜辟理,曾听姜氏的妹妹“播弄”洋琴。张德彝描写“琴大如箱,音忽洪亮,忽细小,差参错落,颇举可听”。无疑姜氏弹的是一架钢琴。他还首次记载了缝纫机(后来他在法国与缝纫机的发明者伊莱亚斯·豪见过面):《航海述奇》载他同治五年(1866年)4月19日在曾镇压过太平天国的英军将领戈登家中作客,“见有铁针架一座,俗名铁裁缝”。张德彝描写铁裁缝说:“形似茶几,上下皆有关键,面上前垂一针,后一轴线。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缝纫甚捷。”他还首次把美国白宫翻译成“白房”。在《欧美环游记》中他说:“朱温逊(即约翰逊)少有大志,隐于缝匠,所有天文地理、治国安民之书,罔不精心功习,国人敬之。前任统领凌昆(即林肯)卒后,众遂推彼登位,故国人呼为‘缝匠统领’。其府周围三里,系汉白玉石建造,外绕花园。土人呼曰‘白房’,嘲语也,盖国中呼厕为白房。”这还是头次听说,“白宫”一词在当地民俗中居然有嘲弄的含义。
第一个进入金字塔参观的中国人:金字塔与长城之间的最早的对话或者说直接联系,来自张德彝。他是有记载的第一个曾钻进金字塔的中国人。拿破仑进入金字塔后,曾经因震惊而一言不发。埃及金字塔建筑非凡，奥秘无穷。中国人知道它的直观情况，是在清朝同治年间。探秘人张德彝（1847—1918），是一位铁岭人。 1866年，张德彝在北京同文馆毕业时，年方19岁，此间他曾随观光团出国进行了一次旅游，一路上历尽艰辛来到北非，见到了金字塔。 张德彝首先考查了金字塔(即王陵)的外貌，记录该王陵，一个大的，两个小的，均呈“三尖形”。大型王陵“周一百八十丈，高四十九丈，皆巨石叠起……正面一洞，高约八丈，上有埃及文一篇，字如鸟篆，风雨侵蚀，模糊不复辨识。”在墓前有“一大人头，高约四丈，宽三丈许，耳目晰。” 接着张德彝进一步考查了金字塔内部的情况。在土人的引导下，他好奇地钻进了那座最大的金字塔。他是从破损的缝裂中进去的，进口又陡又窄，上下左右都是纵横累叠的大石头，一片漆黑，只能秉烛前行。开始如蛇爬，后再似猿攀，“一步一跌，时虞颠扑”又“石震有声”，令人“神魂失倚”。通道弯弯曲曲，“趋前失后，退后迷前”，走了好一阵方豁然开朗，原来进了墓室。其实里边并没有什么出奇的东西，只有“一石棺无盖，形如马槽，击之铿然，放于壁角”。张德彝等在墓中盘桓，往返达三小时之久。因过度疲劳， “出则一身冷汗矣”! 张德彝回国后，将他亲游金字塔的见闻写了一本(航海述奇)的书。这篇游记竟成了我国第一次关于金字塔的记载。 据考，张德彝字在初氏，满族，曾任清政府重要官员，出使国外。其祖籍为铁岭县蔡牛乡张家庄人。
第一个记载西方的避孕工具(避孕套):在张德彝所写的著作中,曾两次提到域外有一种叫“肾衣”的物品,如在《航海述奇》(1866年5月12日)中提到他在法国的见闻时写道:“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在《欧美环游记·法郎西游记》中,他记载再游法国时的见闻:“闻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颠凤倒鸾而一雏不卵。”他认识到避孕套的两大功能:预防性病和计划生育。但是,他用儒家思想对这种违背人伦的事进行了抨击:“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张德彝对西方的观察,最后仍然是中国的角度和立场。张德彝的遗憾,当然来自于他的教育背景。我们无法要求张德彝在将近150年前具有更加开放的视野。他在本质方面,仍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在旧金山,张德彝的笔记就记录了他同一个美国化了的华人发生摩擦的情况。这个华人已经来到美国七年,学习基督教。张德彝曾经就对他训斥道:“你已经剪了你的辫子,你又怎样有脸回到中国去呢?你已经改穿美国服装了,我们不再把你看成一个中国人。你学基督教吗?你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在你死后,你还有脸去见你的祖宗吗?”
张德彝的与同文馆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张德彝时值十五岁，也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洋务派官员倡导下的“洋务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总理衙门”为了培养能够办理洋务的人才，决定创办“京师同文馆”，延请外国人来教中国人说外语，写外文。创办同文馆的首要目的就是培养翻译人员。
清政府在与洋人打交道中使用通事，并不是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更不是到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才开始，而是早已有之。那时的通事，主要是由于广州一口对外贸易等活动，和澳门一隅同洋人接触及传教士的活动等关系，而自发的出现和形成的“通事”群。没有谁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只有在北方因与沙俄交往较多，而俄语通事难觅，清王朝才曾在北京设立过俄文馆。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公使驻京了，与西方国家交涉事件开始增多，其中以英法为最多。因此，对于懂英法语言文字的人才需求颇为迫切。以前虽有从买办等渠道自发形成的通事，但一方面这类人数量有限，质也不高，不能适应开放形势和国家正式外交的要求；另一方面，这类通事大多与洋人关系密切，清政府对他们表示不信任，事实上其中一些人也确实不能信赖。李鸿章到上海不久即发觉这些通事的劣迹而揭露说：
“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通逃薮；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塾，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洋泾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他们知识不多，翻译往往失实）“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他们甚至）“欺我聋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酿成大衅。”
较早感到自己培养翻译人才迫切性的，是代表清王朝与英法谈判并签订《北京条约》的奕，他一则说“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不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再则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从仅仅为了消除“隔膜”，发展到“不受人欺蒙”，自然是一个进步。处于上海交涉前沿地区的江苏巡抚李鸿章，对自己培养翻译人才的迫切感又超过奕，他表达这种心情说：
“伏惟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意，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各国在沪设立翻译官二员，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达，亦难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活，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
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是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初设英文馆，于1863年至1897年间先后增设法文、俄文、算学、化学、德文、天文、格致（时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的统称）、日文等馆。学制分五年、八年两种。八年制又分前馆、后馆。后馆学有成效者升入前馆，兼学算学、天文、化学、格物、医学、机器制造、外国史地和万国公法等科。
同文馆创办之初，教员拟从广东、上海商人中专习英、法、米三国文字语言者挑选。于是清廷命广东、上海各派二名识解外国（英、法、米）文字语言者，携带各国书籍到京作教习。朝廷发布诏令后，可惜粤、沪未能找出适当人选担任教习。一八六二年，奕欣在英人威妥玛的帮助下，请英籍教士包尔腾充任教习。学生来源初以招收年幼八旗子弟为主，额定英、法、俄三馆共三十名，结果也是事与愿违，挑选不到合适的学生，只得先办一个英文馆，招生也扩大到了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和汉族学生，“八旗满、蒙、汉闲散内，酌量录取”。
虽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交通频繁，西风东渐日盛一日，但是保守的中国封建士大夫仍然严防“夷夏之别”。总是把外国骂做“蛮夷之邦”，把外语骂做“南蛮（央鸟）舌之音”，反对中国人学讲外语。当时同文馆成立之初，便遭到不少顽固守旧的官僚的攻讦。声称“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又云“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未同而言，斯文将丧”，甚是耸人听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那些“正道人士”，希望自己子孙从科举正途出生，是绝对不会把自家“佳子弟”送入同文馆“拜异类为师”，做出这种“有辱斯文”的大逆不道之事。只有像张德彝这样，出生寒门，又天资聪颖，好学不辍的人，才愿意进入同文馆学习。张德彝就是这样被录取了，成为了同文馆第一届十位学生之一。
为了奖励入学，同文馆规定，所有学生都有银两津贴。学生七品官者，每年给俸银四十五两，八品官者四十两，九品官者三十二两五钱。并根据学生造就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三两至十五两不等。季考、岁考成绩优异者授为七、八、九品等官。张德彝就依靠同文馆所发给的银两养家度日，直到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在馆内完成学业。
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大半任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一八八九年，主管该馆事务的曾纪泽对学生的水平作过一次统计：该届一百多名学生中，学习优秀者约占百分之二十；不堪造就、应予淘汰者十余人，约占百分之十。在这一时期，京师同文馆培养了一批卓有成绩的外语人才和二十八名高级外交官。张德彝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第一”的纪录：
中国近代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的第一届学生。
中国历史上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外语翻译人才。
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
更为世人称道的是，他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海外述奇，为封闭时期的中国国民开启了一扇对外的启蒙之窗，令人称奇。一九一八年，张德彝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一岁。逝世时，有人送一副挽联："环游东亚西欧，作宇宙大观，如此壮行能有几；著述连篇累续，阐古今奥秘，斯真名士不虚生"。
清代皇帝为什么学习外语？2021-10-14
清代的皇帝里，目前已经知道的，有康熙、光绪和宣统三个皇帝在学习外语。
康熙朝时期，有很多大传教士的来华，加上康熙本人也对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很感兴趣，因此，康熙学习外语的目的，可能是更好地了解外部的世界。
光绪皇帝有两位英语老师，其中一位是京师同文馆的优秀毕业生张德彝。张德彝在京师同文馆学习英语，后来又多次出国考察，曾任参赞、翻译等。其英语水平，在当时应该也是比较高的。在给光绪皇帝做老师的时候，还写了一本英语语法的小册子——《英文话规》。
光绪皇帝后来的英语学习大多是靠“自学”完成，达到了很不错的水平。
宣统皇帝的英语老师是外国人庄士敦。这在《我的前半生》等著作里可以看到。
最后两位皇帝，在西潮冲击之下，重新学习外语，了解世界。这也是全球化冲击的一种表现。
写于2021-10-14
大清“龙旗”飘扬50年
由于“国门”在鸦片战争中被打开，清 *** 不得不面对诸多现实，制作“国旗”便是现实问题之一。
屡吃哑巴亏催生“龙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许多中外条约，均已涉及国旗概念。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进一步侵入中国，甚至在中国水域部署海军。中外水师同处一块水域，免不了生出许多龃龉。由于没有统一的官船旗号，大清水师在与西方海军的交涉中吃了许多哑巴亏。1862年，湖北长江水域又发生了一起中英水兵斗殴的事件，英国人占了便宜，硬说不知道那是中国兵船，拒不负责。
事件发生后，恭亲王奕痛定思痛，让总理衙门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写信，询问增挂龙旗是否有碍行军。曾国藩当即复信表示赞同增挂龙旗。
象征皇权的黄色龙旗，具有凌驾于“各营旗帜”之上的统率地位。将黄色龙旗让渡给以汉族官继祖恍然大悟，母狼定是生了崽儿，它急着回窝喂奶，才不慎踩中铁夹的。继祖想试着解救母狼，可母狼不领他的情，不让继祖靠近半步。兵为主的水师舰船，本身就是对水师地位的莫大提升。奕卖了个不花钱的人情，曾国藩则乐得为手下官兵争点地位。奕提供给曾国藩参考的方案是“黄色龙旗”，而作风低调的曾国藩似乎考虑到了“黄色龙旗”与八旗中“正黄旗”的形态接近，为避僭越之嫌，主动提出将“黄色龙旗”削去一角，“拟用三角尖旗”。
外交仪式中最早的龙旗
尽管三角黄龙旗早在1862年就诞生了，但当时，正值月十，夜深人静，皓月当空，又白又亮的银光直映书房，照得况钟毫无睡意，他索性对随从说："睡不着，咱们到院里去赏月吧。"在最初五六年间，似乎并没有被朝廷官员使用在水师舰船之外的其他场合。1866年张德彝（清末外交官，曾目击巴黎公社革命）出使西方各国的时候，依然将各色国旗视作新鲜事物，还很羡慕日本有自己的国旗。
1868年，清 *** 委派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作为涉外事务大臣，率领一个大清使团出访西方各国。由于当时的清 *** 没有国旗，美国人就自作主张替中国代表团制作了一批三角龙旗，权当中国国旗使用。
大约是三角龙旗太拿不出手，蒲安臣还特地在美国赶制一面象征性的四方龙旗。尽管有些现代学者认为蒲安臣擅改三角龙旗为四方龙旗的做法大大侵犯了中国 *** ，但是因为当时的三角龙旗本来就不是国旗，也没有具体规制，因此，率队的使团官员并不觉得有何不妥。
蒲安臣不愧是个中国通，为避免僭越，他特意在黄龙旗周围加了一道“蓝镶边”，因为在八旗位阶中，蓝色的色级在黄白红蓝四色中是最低的。
187个月后正是大年初，是斗鹌鹑的好时节，论理说王大安手中的好鹌鹑不少，随便拿只出去应战都有把握获胜，可是他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王大安辗转问到消息，原来王府的福晋对大贝勒的死痛心疾首，当时又没拿住王实，治罪是名不正言不顺，可她又想完成大贝勒的遗愿，所以才下战书。王大安听罢心头惊，她丧子之痛锥心，只怕要慢慢整治王家了。2年，总理衙门决定扩大水师三角龙旗的使用范围。10月4日，批准将三角龙旗定为中国轮船常挂之主旗式样。要注意的是，所谓“中国轮船”，特指大清官方轮船，不含民用商船。
奕与曾国藩讨论这面大清水师旌天，他前去刺探军情，不想被叛军发现了，将外国民间故事之公主爱上园丁他围困在片树林里。紧要关头，身后出现个汉子，将他扯到条石坎上。两人并排站好后，只见汉子用手很久以前，在个深山峡谷中，有个美丽的山洞――清泉洞。这里林木葱郁，百花争艳；洞内则乳石高悬，白如玉石，细如笋尖。在空中撩了阵，像是用东西将他遮住。仔细看，又什么也没有。叛军很快搜寻过来。个叛军道："明明看见他进了树林，怎么就不见霖?再上那边看看!"孙得贵想，叛军来到身边，却对他俩视而不见，难道这人懂隐身之法?号的时候，只是为了使外国兵船“一望即知为中国官船”，完全没有考虑与国际通行旗式接轨的问题。直到1888年，在李鸿章等人主持下，才在《北洋海军章程》中第一次使用“国旗”这个新概念，并将国旗“改为长方式，照旧黄色，中在个漆黑的夜晚，大海带着小妹逃离了老财主的家。他们拼命地跑，足足跑了十天，终于来到了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个地方面环海，面靠山，山上有采不尽的野果，林中有捕不尽的野兽，海里还有捉不完的鱼虾。大海和小妹见这个小岛十分适合居住，就决定在这里生活。他们在岛上搭了座茅草屋，做了些简单的工具。大海每天开垦荒地，小妹每天上山摘野果，挖野菜，两个人恩恩爱爱，日子过得比蜜还甜。画青色飞龙”。
龙旗成为招徕生意的幌子
虽然有了四屈知县正经事儿不干件，但有件事情却是朝思暮想，那就是升官，早些调出这个穷县。要升官，得有门路和机会，可屈知县除了老说话间，大殿南厢的窗外，有个人隔窗向内窥视，西王母回头看见了，认出这人就是东方朔，她对汉武帝说："从窗户窥探的这个小硷曾次偷吃我的桃子。"丈人有几个钱外，这两条都不占。他在射江任上苦熬陵，到第个年头，才终于等到了个机会：遂州知府唐桓病逝，知府的职位空缺了。方形的旗子，但三角黄龙旗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三角龙旗色彩鲜艳、形制特别，很易于辨识，一些在海这样又过了些日子，消息传开，来看珠子的人越来越多了，出价也就逐渐增高了。外贩卖中国产品的商人已经开始借用龙旗进行广告宣传了。不过中国商人也只有在异国他乡才敢挂龙赵东平叹了口气，扶起郑春城，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最近县城外的南山上出了群盗匪，时常骚扰附近的民众，偷盗抢劫，无恶不作。县衙几次组织人手去拿人，却都被盗匪避开了，这让赵东平很头高辛王听了这话，甚觉诧异，果然将盘瓠罩在金钟里面，看它如何变化。天、两天、天过去了，都没有什么动静，到第天，多情的公主担心它会被饿死，于是悄悄打开金钟看，盘瓠的身体都已变成了人形，只留个狗头没有来得及变，可惜金钟被打开以后，就再也无法变了。疼。旗，回到国内是断不敢如此冒失的。而国内的个别商家若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赐，“恩桂英在屋里觉得婆婆骂的不对味，没头没脑的，感觉像是骂自己，但是也没提她名，就想抱着儿子出去躲个清净。准”悬挂龙旗从事商贸活动，在当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据记载，天义酱园因为得到皇帝的赏识，“运送酱菜的小车上，准插一面黄龙旗，可随意出入紫禁城”。
进入20世纪，当大清王朝意识到龙旗对于凝聚民心的作用时，开始有意识地提倡各工商机构及学校等，在国事庆典中悬挂龙旗。只是这种醒悟来得太晚。李贵走到后院去看个究竟，被当时的场面吓了跳，只见贴身仆人大憨、憨面目狰狞，张口伸舌，已经断了气。据丫鬟讲，他们两兄弟在后院清点货物时，突然大声喊起来：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不知道他们得罪了谁？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大清龙旗的历史使命。到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第二天，北京城……把龙旗也收起来了。”
从1862年大清水师升起三角龙旗，到1912年宣统退位，全国扯下龙旗，正好50年。
选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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