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爱国人士朱舜人生事迹有哪些啊？
明末清初朱舜水带着明亡的遗恨东渡日本，开始他后半生中的讲学生涯，在清政权的统治范围之外，以保持言说的自由和民族的精神
他的忠君爱国思想和高尚严峻的人格曾一度感化日本知识界，激励并影响着后世进步青年从事反抗异族侵略、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爱国活动
他孤忠大节的人格正是明清之际“天崩地解”时期下士大夫儒学精神的写照
清兵入关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剧烈的变动，“易代”所引起的社会震荡，使不少士大夫（他们或被称为明遗民）热血丹心，坚守志节
为了明耻慎节，他们或身处海滨，自甘穷寂，不仕新朝；或遁隐山林，自耕为食；或从事讲学，撰述学说；在社会所能容忍的极限上保持着最大的距离
以遗民自居而从事哲学研究者如刘宗周、孙奇逢、李颙、陈确、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朱舜水等，在哲学上，他们坚持夷夏之辨、正僭之说，视满清为外夷入侵，悼明亡为华夏陆沉，延续宋明以来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和深入研究，深刻反思明亡的历史教训，呼唤士人增强现实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在文学上他们抒表“遗民情结”——对昔日君主、朝廷以及故国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坚定执著、无时或释的怀恋之情
这里我们提到的是一位在日本备受推崇的名儒，他就是带着明亡遗恨东渡日本的朱舜水(1600－1682)，在复国无望的情况下，他断绝了归路，以保存民族正气
二十余年来他以积极传播儒学思想和中华文化为己任，广收门徒，被日本学者私谥文恭先生
他的道德理想、爱国精神和人格风范塑造了中、晚明以来儒士的精神脊梁，他的渊博学识、务实学风对当时日本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论他：“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贯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
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
……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有力的导师
” [1]当代日本著名史学家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年)说过：“给日本精神文化以最大影响的是明朝遗臣朱舜水
……凡当代的学者无不直接、间接受到他的感化，给日本儒学界以极大的影响
”朱舜水还将中国当时先进的农业、医药、工程建筑、手工工艺、从图样到制法，传授给日本民众，亲自加以指导和实践
朱舜水还根据西湖和庐山的风景特色，替德川光国设计了为他祝寿的园林“后乐园”，还以他设计的《学宫图说》，建造了东京的“圣堂”
朱舜水以自己的崇高品格和渊博学识，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
后来的日本学者评价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治民为要道，不务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不惟后来明治维新受此良好之影响，即于朱氏学说本身发扬而光大之，其功亦伟矣！”梁启超在评论朱舜水时也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
”“舜水人格极为高尚严峻，所以日本知识阶层受其感化最深
” 朱舜水孤忠大节的人格正是明清之际“天崩地解”时期下士大夫儒学精神的写照，下面予以从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悲天悯人、责任承担的忧患意识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
少时拜朱永佑、张肯堂和吴仲峦为师，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世谓“文武全才第一人”
然而明清之际中国社会正处于“天崩地解”的历史时期：世道日坏，国是日非
他虽然“有识者期以公辅”，却慨然绝仕进之路，先后十二次谢绝朝廷诏征和官员荐举，不与奸党相为朋比，为此一度被台省以“无人臣礼”论劾
为恐遭通缉，他被迫逃往舟山，辗转于日本、交趾等地
朱舜水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忧患意识是对于国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生命存在的命运、未来变化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表征，它包涵悲天悯人和责任承担两层意义
所谓悲天悯人即当现实的苦困缠绕个人与众生之际，当天人合一的境界和人我和谐的秩序被打破之时，志士仁人自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深沉的悲情悲愿和无限的同情之心
[2]孟子称之为“不忍人之心”
责任承担即是在悲天悯人的基础上所引发的提升自我道德和谋求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的意识
朱舜水虽拒绝当官，但忠君爱国和“匡时济世”的历史责任感促使他自觉地投入到救亡复国的战斗中
他说：“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
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
至于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
”[3] 当清兵南下烧杀掳掠，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屠城血案，朱舜水毅然出山，投笔从戎，奔走在浙东沿海，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侵略的武装斗争中
他东往日本，南下越南，四处图谋借兵
顺治七年（1650）五十一岁的朱舜水在去日本途中被清兵发现，清兵白刃合围，逼迫他髡发投降，他谈笑自若、视死如归
刘文高等被他的义烈所感动，偷偷驾舟将他送回舟山
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
一身亲历之事，固与士子纸上空谈者异也
此后他与浙江兵部侍郎王珝结为知己，共居四明山寨，以舟山为基地共谋反清大计
但1650年清兵攻陷了四明山寨，王珝被俘，朱舜水只得亡命辗转、乞师于日本、安南(今越南)、交趾(广西境内)、暹逻(泰国)等地，以图将满清逐出中原
在路过安南国时，他被差官俘捕
在国王面前，他面无怯色，神态自若，不卑不亢，直立不跪
差官命他做诗写字，他慷慨陈词：“虏氛末灭，国难难归，溃耄尤焚作诗无取
”（同[3]第15页）
国王老羞成怒，喝令刀斧手把他押出西行，朱舜水大义凛然，挥手便走，挺身情刑
自此，安南人都知道朱舜水忠勇义烈，不可侵犯，于是把他释放，对他更为敬重
顺治十五年（1658）应郑成功之招，朱舜水赴厦门与郑成功、张煌言会师北伐
次年他亲历行阵收复瓜洲，攻克镇江
但北伐壮举惨遭失败，张煌言被俘，郑成功败走台湾，朱舜水悲痛地说：“藩台(郑成功)似谓虏在目中，徒使英雄顿足耳！”[4] 当时清政府力行“留发不留头”，壮志未酬的朱舜水已经“饮泣十七载，鸡骨支离；十年呕血，形容毁瘠，面目枯黄
”（《朱舜水集》第13页），他誓死不剃法，不食清禄，不做顺民，毅然决然断绝归路，流寓日本做异域孤臣，在清政权的统治范围之外保持言说的自由和民族的精神
二、致力儒学、教育为本的启蒙思想 朱舜水初到日本时，正是德川幕府锁国时期
他以教学德行受到日本学者安东守约的礼遇和尊敬，安东守约称他“远避胡尘来海东，凛然节出鲁连雄”， [5]拿出自己的一半俸禄供朱舜水生活
感于安东守约的诚意，朱舜水在长崎住了七年，努力传播中国儒学，他的声誉很快传遍日本各州
明遗民一旦变为亡国奴，他们就会对明王朝的土崩瓦解作出深刻的反省，以儒学的忧患意识和主张变革现实的救世精神，解救社会
这类代表如前所言，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舜水等，“实学思潮”由此而起
梁启超称“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
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
”（同[1]第14页）作为明遗民朱舜水仍有一种承担文明道统的责任感，并未因改朝换代而中断
在他看来，应当承担起以学术更新文明的使命
“藩篱之蜿鷃之不足与量天地之高且大也
一则不知圣人之心，一则不谙天下国家之故
”（《朱舜水集》第315页） 朱舜水少即有学名，喜读史，也擅兵法
除了日讲程、朱之学外，诸凡天文、数理、历史、传记、文物、鸟兽花草等问题，他都能解答
1664年江户 (东京)首相德川光国专派使臣来到长崎，备厚礼聘请朱舜水为师
后半生中他以收徒讲学、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和最大乐趣，一面为学问而努力,一面为民族而奋斗，他成为了讲学东瀛、誉满扶桑的教育家
对于历代儒学的传承学者，朱舜水作了精辟的阐释和总结
他在孔门弟子颜回和曾参《像赞》中称“颜渊躬上圣之资，裕不改之乐”，“孔门不可胜数，而曾氏子独得其宗
其传‘明德’、‘新民’、‘止至善’也，使尧、汤、文、武之道光于日月
”（《朱舜水集》第561页），并高度赞扬他们对儒学的贡献
他推崇孟子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学说，指出统治者要“常怀一点爱民之心”，关心解决民众疾苦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是他人皆当爱，皆当敬也
”（《朱舜水集》第342页） 为学重实际效用和事功，反对"专在理学研究"；强调知识应从生活实践中求得；重视史学，认为"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则史近"，“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也”
与黄宗羲、顾炎武相似
其教育理论除一般儒者所谈"性"、"经世致用"外，具有爱国与睦邻相结合特点，朱舜水的教育思想与自己立志反清复明、光图基业的政治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他主张选贤举能、启民才智的教育要同光复大明、除弊兴利的社会改革相结合，认为国家的盛衰与教育的兴亡密切相关,认为教育作用在于培养人才，改变社会风气，为国家持久繁荣昌盛创造条件
其学术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后来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
朱舜水和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颜元一起，被人称为清初我国五大学者
他在日本抱着“仆之视贵国同为一体，未尝有少异于中国也”的精神，以中国的治学之方，简牍之式，科试之制，用字之法，通过讲学，大力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他在哲学上反对唯心史观的理学，提倡“知行合一”，针对当时日本上层人士崇尚儒法、空谈佛理的僧侣主义倾向，反对“专在理学穷研”，说：“宋儒辨析毫厘，不曾做得一事
”强调知识应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求得
他的学术思想对日本有很大的 多响，听他讲学的都说：“前皆做昏梦，今日始知耳
”他指出，“敬教劝学，建国之大业；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
”（《朱舜水集》第501页）
对于学校教育的作用，他专门写了一篇《学校议》，系统地阐释了学校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学校是一个国家一日不可缺少的命脉，学校本体的存在并不举足轻重，关键在于有学校就有教育
大凡至衰世末俗，事事废驰，贤才湮没，民风偷薄，弱肉强食，多为不重教化；进而指出教育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人才的培养，关系着政权的存绝，只有兴教劝学才能使人材辈出，民风淳茂，国运灵长
他说：“建学立师乃所以习长幼上下之礼，申孝弟之义，忠君爱国而移风易俗也
”（《朱舜水集》第 74页）他指出日本崇信佛教，圣（儒）教未兴，存在问题
依他看来，日本建国的大本在于敬教劝学，施政方面当务之急在于兴贤育才
对待学生和求教者，朱舜水始终是满腔热忱、诚心相传，并做到有问必答
他说，“独是诲人不倦之心，则于孔子无少问也
是故随事随物，则必惓惓恳恳，乐与言说，而学者漠然听受，过耳辄忘，介介独恶是耳
”（《朱舜水集》第272页）
就在他流寓日本的最后几年里，由于年老体衰，他常常手颤头昏，但仍抽暇或趁精神稍好的情况下，批阅文章，回复书信，答疑问难
他的风尚赢得了学生对他的崇敬，得到了日本学界的高度赞誉
三、躬行实践、知行合一的治学态度 在治学上朱舜水更是一个实践力行的典范
他深刻地总结了明朝覆灭的历史教训，猛烈抨击明末的腐朽教育制度：八股文取土脱离现实，丧风败俗，亡国乱政
他尖锐地揭露理学末流的空疏弊端，痛斥空谈性命、雕文刻镂、竞新斗奇脱离实际的学问，着力倡导以“实用”、“实功”、“实行”为核心的启蒙思想
他说：“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
”（《朱舜水集》第369页），指出传统儒学的圣贤之道，其核心在于关注社会人生，切近人伦日用，贵在实行实用，重在有功于世
日本的文化思想的传播主要来自于僧侣，自南宋时日本僧侣从中国带回融合于禅味的朱子学，所以当时日本上层人士出现了崇尚脱离实际、空谈佛理的僧侣主义倾向
出于对明亡的切肤之痛，他对此空疏之风深感忧虑：“嘘佛之气，足以飘我；濡佛之沫，足以溺我
”（《朱舜水集》第268页）
他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批评宋儒虽于义理辨析毫厘却不曾做得一事
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要求那些巨儒鸿士应以康济时艰为己任
认为真正有用的鸿儒不是空谈性命义理、徒守章句训诂的儒者，而是能够解决政治、经济实际问题的人才
这种实学思想虽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讲究实用，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色彩，曾一度影响了当时日本学者的学风，对于促进水户派学术的发展和政治的改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科学技术在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在一些只知读“圣贤”书，一心追求功名人的眼中，往往被视为“奇技淫巧
”而朱舜水则不然，他对一些华而不实专供观赏玩好的工艺技术不感兴趣，他认为“昔有良工能于棘端刻沐猴，耳目口鼻苑然，毛发咸具，此天下古今之巧匠也
……工虽巧无益于世用也
”（《朱舜水集》第160页）
但对有关国家经济，有关民生日用的知识，无不关心，对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非常重视且颇有研究
他“格物穷理，志虑精纯，古今礼义而下，虽农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用之利，审其法度，穷其精巧，识考服其多能
”（《朱舜水集》第624页）
四、注重操守、以身许国的人格理想 朱舜水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家境的破落，身世的曲折，使朱舜水自少养成了一种耿直抗争、傲骨铮铮的秉性
他37岁时，朱氏宗人修家谱，想要附会为朱文公(朱熹)的后代，朱舜水当即查阅了家谱，发现基本相符，只有一世不明
他严肃指出：“一世不明，其不足据便在于此
且子孙若能自立，何必文公？如其不肖，虽以尧、舜为父，只得丹朱、商均耳
”（《朱舜水集》第348页））足见他不肯依草附木的风骨
对于他的操守：监国鲁王许之以“矫矫不折”之士，黄黎洲目之为“异人”（《两异人传》），日本学者安东守约则评：“质性刚毅，以诚为本，一生不伪
”（《朱舜水集》第724页）
在文学上，明遗民的诗通常有三大基本主题：抒发故国之思、复国之志；击刺暴戾高压的政治；赞美高洁的操守和贞节的人格，这三方面主题交织在朱舜水的诗文中
《漫兴》：“流水去无尽，故人何日逢？乡书经岁达，离恨转重重
”表达国破家亡的不平与伤感
《钱塘》：“天际银幡立，鸱夷怒未消；定知千载上，江水不生潮
”诉说对故国始终不谕的思念
“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
衣冠谁有先朝制？东海翻然认故园
”“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
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
”这两首《避地日本感赋》仿佛令人见到他站在东海岸，向西遥望、忠愤义烈的孤影，抒发内心茕茕孑立、郁郁寡欢的爱国悲情
当他闻及王翊战败被擒不屈而死，于是终废中秋赏月，并前后写祭文三篇
他说：“天之所以生人，气为精而形为粗
臣之所以事君，忠为上而功为次
先生既已得其精者上者，而又何病哉！异日者倘可得也，必不因此言而忽也；必不可得也，亦不必端以此为恨也！”（《朱舜水集》祭王侍郎文三），并以正义浩气作精神的号召
至于平日他 “平居不妄言笑，惟以邦雠未复为憾
”（《朱舜水集》第631页）
他自制耐久不朽的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言称“我既老在异邦，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也
” 舜水是他在日本取的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抒发亡国痛楚，不忘故国故土之情
他参与设计的 “小石川后乐园”的命名也寄予了深广的忧患意识，取自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以警世诲人
鉴于山河易色，他寄信给家乡的子孙，告诫他们要坚持民族气节，不要为清朝的科举功名利禄所诱惑；倡导为了生活，可以为农为工，甚至为佣工，但不得应科举，做清朝官吏
他说，“汝辈既贫窘，能闭户读书为上；农圃渔樵，孝养二亲，亦上也
百工技艺，自食其力者，次之；万不得已，佣工度日，又次之；惟有虏官不可为耳
”（《朱舜水集》第46页）
在异域他从不因为身居他国而献媚于人，而是始终注意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
他批评日本人士“量窄意偏”，他说：“贵国习为骄贵，未知下贤之礼
……”（《朱舜水集》第220页）
虽然德川光国尽心供养，但他还是蔬食饮水，过着清苦的生活
德川光国想为他建造起居第，他再三推辞说：“吾祖宗坟墓，久为发掘，每念及此，五内惨烈
若丰屋而安居，岂我志乎？”（《清史稿》朱之瑜列传）
德川光国三番几次地劝他纳妾以便于侍奉，他总是婉言拒绝
他淡泊宁静的气度，忠信笃敬的教诲，使得他周围的人无不敬仰
在流亡日本的二十三年中，他抗清的意志至死不衰，复明的决心始终不变，直至1682年病逝
简要概括朱舜水的人生轨迹是：明末，拒绝征召，坚持做隐者；明亡，义无返顾地投入到反清复明的武装斗争中去；大势已去，东渡日本，传播文化；最后客死扶桑，做大明的遗民
他的八十三年漫长的年月，是一部国破、家亡、流离、病苦的痛史
我们今天甚至可以用“忠”与“孤”两个大字来概括他的生涯：“忠”是他一生的信仰与灵魂，“孤”是他终身的生活与遭遇
嘉南传皇帝叫什么
《嘉南传》的皇帝叫赵翌。赵翌的扮演者是周兆渊。
周兆渊，中国内地艺人，为d7少年团的成员。d7少年团成立于2018年3月30日，包括钟文杰、周兆渊、赵延龙、朱舜、熊艺文、热亚提、胡浩楠等成员。他们在舞蹈、音乐等方面都有突出的特长，有出色的唱跳能力。在国外封闭训练了一年多回国出道，他们的作品是ep《red alert》。自出道以来一直活跃于娱乐圈中。
人物评价
周兆渊vocal实力十分强劲，能唱会演。颜值与唱功兼备的他，有着温润的歌声。在生日pv中，周兆渊清新简单的造型青春气息十足，凸显了他自身的少年气质。在出道首秀red alert 1st showcase中，周兆渊与队友们展现出帅气耀眼的唱跳实力。声线清澈的周兆渊伴着舒缓钢琴曲演绎《all of me》，如怨如慕的演唱直击听者心扉。
余姚四大先贤是哪些
余姚的四大先贤是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梨洲。
1.严子陵，名光，字子陵，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生于姚北，卒于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2年)，中国传统文化名人。
严子陵年轻时曾到外地求学，和南阳人刘秀结为同窗好友。
后来，刘秀中兴汉室，建立东汉政权，当上光武皇帝。
严子陵怕被征召为官，即改名换姓，隐居不出。
刘秀派人四处查访，最后终于把他从垂钓处拥到京城。
严子陵在京城拒绝和达官显贵往来，连光武帝看望他时，也不行君臣之礼。
光武帝向他请教治国之策，发现严子陵的见识果然与众不同，随即任命子陵为谏议大夫，他也不谢恩。
几天后，悄然离京，重新去过他的农耕、垂钓生活。
严子陵这种不慕富贵，不图名利的思想品格，一直受到后世的称誉。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诗句，赞颂严子陵的高风亮节。
严子陵去世后，墓葬于余姚城东十华里的陈山，唐、宋、元、明历代都加修茸，现已毁。
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将陈山易名为客星山。
余姚现存的两处纪念性建筑，一是低塘镇黄清堰村明代正德年间建造的“高风千古”石碑坊，二是龙泉山上的“严子陵故里碑亭”和“子陵亭”。
2.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生于余姚北城，卒于名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
王阳明世居姚城龙泉山北麓，诞生的时候，他的祖母梦见神仙驾者祥云给他送来一个男丁，遂将其降生住宅称作“瑞云楼”。
他的父亲王华考中状元后，王阳明随父进京。
王阳明二十八岁中进士，历任兵部主事、龙场驿丞、卢陵知县、江西两广巡抚，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
王阳明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是总结并完成了宋明以来的心学思想体系，被学术界奉为“心学大师”。
他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是反对把孔、孟的儒家思想看成一成不变的戒律，反对盲目地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强调个人的能动性，提出“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
王阳明广收门徒，宣传他的思想主张，史称“阳明学派”，由于他出生余姚所在地有大批门生学子，故又称“姚江学派”，他的著作有《王成文公全书》三十八卷行世，学术界评价是中国封建中世纪社会后期出现的最早的启蒙哲学。
王阳明热爱故乡,多次回姚省亲,祭扫祖墓,并在城内龙泉山中天阁讲学,培养了钱德洪等一批王学的优秀人材,在余姚留下大量的活动史迹。
至尽保留的古建筑有当年讲学处“中天阁”、他亲笔题字的“祭忠台”、“理学旧居”等,纪念性建筑有“故里碑亭”和“阳明亭”等。
3.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
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生于余姚城内，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清初著名学者，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
朱舜水从小聪颖好学，青年时代已对四书、五经和历史有很深的研究。
但他看到朝廷黑暗，吏治腐败，所以一直轻视功名。
清军下江南后，朱舜水积极从事抗清斗争，先是追随隅拒舟山的鲁王，后来又参加抗清名将郑成功、张苍水的北伐战斗。
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看到清政权日趋坚固，复明无望，为了保全民族气节，毅然辞别国土，弃离故乡，流亡日本。
朱舜水寄寓日本二十多年，仍着明朝衣冠，追念故国。
他的学问和德行得到日本学者的礼遇和尊重，水户侯番主德川光国聘请他到江户(今东京)讲学，执弟子礼，许多著名学者都慕名来就学。
朱舜水在讲学时摒弃了儒家学说中的空洞说教，发扬实理实学，联系实际的传统，促进了日本儒学的发展。
他还把中国先进的农业、医药、建筑、工艺技术传授给日本人民。
以舜水学说为宗旨的“江户学派”一直影响到“明治维新”为日本的繁荣与进步作出了贡献。
朱舜水死后，日本人民遵照他的遗愿，把他安葬在常陆久慈郡太田乡瑞龙山麓，他讲学的书札和问答由德川光国父子刊印成《朱舜水文集》二十八卷。
在朱舜水逝世三百周年之际，日本朱舜水先生纪念会，日中文化协会在他故乡-余姚城内龙泉山上建树了“朱舜水先生纪念碑”，实现了他生前希望的“中国日本千年之好”的遗愿。
4.黄梨洲，名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
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生于余姚东郊黄竹浦，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
黄梨洲从小怀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一位比较正直的官吏，被当朝太监魏忠贤陷害而死。
过了两年，黄尊素的冤案 *** 昭雪，年仅十九岁的黄梨洲进京为父复仇，在公堂上把残害他父亲的两名凶手刺得满面流血。
事后他拜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刘宗周为师，发奋读书，决心继承父志，作一番事业。
清兵南下以后，黄梨洲变卖家产，把当地青壮年组织起来，号称“世忠营”，拥戴鲁王，参加抗清斗争。
直到南明政权瓦解后，才回到故乡，隐居著述。
经历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黄梨洲深刻的认识到社会的黑暗腐败和动荡不安的根源是封建专制制度。
他在其政治著作《明夷待访录》中发出了“天下的大害，就是君主”的呼喊。
黄梨洲晚年致力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他的著述共有一千三百余卷，数千万字，内容涉及史学、政治、哲学、经学、地理、天文、音乐、诗文等许多方面，称得上是位著述大师。
黄梨洲死后安葬在姚南陆埠化安山，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他的故居几经战乱，已不复存在。
惟镌刻着“黄家竹桥”四字小石桥仍屹立在村东头。
城内龙泉山上有纪念性建筑“故里碑亭”和“梨洲亭”，中天阁还保存着他大部分著作和一部《竹桥黄氏宗谱》。
朱舜水经国理民,当以不忍人之心为体,不忍人之用的意思？
朱舜水经国理民,当以不忍人之心为体,不忍人之用
朱舜水经国理民，当用不忍人之心为体，不忍人之用
明末清初史学家、教育家朱舜水简介，朱舜水墓为何在日本？
人物生平 绝意仕进
朱之瑜生于大明万历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即公元1600年11月17日），卒于明郑永历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未时（即公元1682年5月23日），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曾祖名诏，号守愚。祖父名孔孟，号惠翁，一生曾三让皇恩不受。父亲朱正，字存之，号定寰，皇明诏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并授总督漕运军门，但未任。母亲金氏，生三子：长兄启明，一名之琦；次兄重林，一名之瑾；之瑜排行第三。朱之瑜八岁丧父后，家道中落，生活清贫，甚至影响其读书为学。长兄朱启明，天启五年（1625年）中武进士，后升任至南京神武营总兵，总督漕运军门。朱之瑜就随任长兄寄籍于松江府，为松江府儒学生，拜松江府学者吏部左侍郎朱永佑、东阁大学士兼吏户工三部尚书张肯堂和武进学者礼部尚书吴钟峦等为师，研究古学，尤擅长《诗》、《书》。
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文武全才第一”荐于礼部，而朱之瑜见“世道日坏、国是日非”、“官为钱得，政以贿成”，朝政紊乱，自己不能为流俗所容，就放弃仕途，专注于学问。他曾对妻子说：“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诵德，上官称誉，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浅衷激烈，不能隐忍含弘，故绝志于上进耳。”朱舜水不求功名利禄，而热衷于关心社会民生，并经常对人讲：“世俗之人以加官进禄为悦，贤人君子以得行其言为悦。言行，道自行也。盖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孙。官高则身荣，禄厚则为子孙数世之利，其愿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于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
崇祯十七年（1644年），朱舜水四十五岁时，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不久，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改元弘光。这时江南总兵方国安推荐朱之瑜，并奉皇帝的诏命特别征召他，他不就任。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皇帝又下令征召他，他仍不就任。四月，在荆国公方国安再次推荐下，朝廷任命他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监方国安军，他还是不就任。一年内三次拒绝征召，遂遭奸臣嫉恨，次年以“不受朝命，无人臣礼”罪追缉。朱之瑜星夜逃到舟山，以行商为掩护。
监国鲁王敕
监国鲁王敕谕贡生朱之瑜，昔宋相陈宜中托谕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讥之。盖时虽不可为，明圣贤大道者，当尽回天衡命之志，若恝然远去，天下事伊谁任乎？予国家运丁阳九，线脉犹存，重光可待。况祖宗功德，不泯人心，中兴局面，应远过于晋宋。且今蜀黔楚，悉入版图，西粤久尊正朔，即闽粤江浙，亦正在纷纭举动间。非若景 炎之代，势处其穷，故宜中不复，亦不闻有命往召其还也。尔矫矫不折，远避忘家，阳武之椎，尚堪再试，终军之请，岂竟忘情？予梦寐求贤，延伫以俟，兹特端敕召尔，可即言旋前来佐予，恢兴事业，当资尔节义文章，母安幸免濡滞他邦。钦哉特敕。
监国鲁玖年参月
反清复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陷南京，弘光帝出走，方国安、阮大铖投降清军。弘光帝败亡后，明室产生了两个领导力量，即明绍宗隆武帝（唐王朱聿键）政权和鲁王监国（朱以海）政权。不久，清兵攻取福建，杀了隆武帝。此时，鲁王率领部下进占南澳岛，然后攻取了舟山群岛。这时候，朱之瑜首次赴日本筹饷，想借日本援兵资助舟山守将、兵部左侍郎王栩，以恢复中原。由于日本实行海禁，不许外人停留，只得返回舟山。永历四年（1650年），朱之瑜再次飘浮东海去日本，不料被清兵发现。清寇白刃合围，逼他髡发投降，但他谈笑自若、誓死不降，刘文高等人被他的义烈所感动，偷偷驾舟将他送回舟山。次年，朱之瑜又去日本，后由日本到安南。当他正要起程返回舟山时，舟山和四明山寨都被清兵攻陷。鲁王走避厦门，朱之瑜的最好师友王翊、朱永佑、吴钟峦等人，先后为国殉节，尤以王翊死事最惨。朱之瑜在海外闻知后痛言“中秋为知友王侍郎完节日，惨逾柴市，烈倍文山。仆至其时，备怀伤感，终身遂废此令节。”
由于国事日益危急，鲁王在永历八年（1654年）降诏徵召五十五岁的朱之瑜。但因其东西飘泊，住处不定，玺书辗转两年后才到他手中。鲁王在书中责备他“托谕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讥之。”希望他尽快回国效力。朱舜水手捧诏书，唏嘘慷慨，想立即转赴思明（今厦门）返回舟山，但苦无交通工具，困于安南。他只得先回复鲁王一封信，陈述他历年海外经营、筹资觅饷的苦心。他在丁酉《谢恩奏疏》中说：“去年委曲求济，方附一舟。意谓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陈衷曲。臣数年海外经营，谓可得当以报朝廷，当与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奸人为梗，其船出至海口，半月而不果行。复收安南，愤结欲绝。”“今谋之十年，方喜得当，意欲恢弘祖业，以酬君父，以佐劳臣。”
急于早日回国尽忠报效的朱舜水，终于在永历十一年（1657年）正月，等来了日本船，准备乘舟渡海归国。但不料在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难，被羁五十余日。安南国王知道他是一位中国学者，便留住他，拜他官爵，迫他行臣子跪拜礼，朱之瑜直立不肯跪。差官举杖画一“拜”字于沙上，朱之瑜乃借其杖加一个“不”字于“拜”字之上。安南王便当着朱之瑜的面，杀了许多人威吓他，朱之瑜始终没有屈节，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是年朱之瑜已五十八岁，为铭记这段老年之难，他逐日记有日记，并取“庶人召之役则往役”之义，名所记为《安南供役纪事》。
永历十四年
（1660年），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返国抗清，于是即刻动身，于十月十九日返归厦门。永历十五年（1661年）夏，郑成功和张煌言会师北伐，收复瓜州，攻克镇江，朱之瑜都亲历行阵。北伐军一度进军顺利，收复四府二州二十四县，直抵南京城郊，兵威震动东南。然而由于郑成功目光短浅，盲目屯兵南京坚城之下，贻误战机，且律兵不严。至七月，北伐军在南京城外被击败。郑成功转而退往福建沿海，后行师海上，不得已而趋兵台湾，张煌言则数年后被捕遇害。朱之瑜鉴于复明无望，又誓死不剃发，“乃次蹈海全节之志”，学鲁仲连不帝秦，再次凄沧渡日，永不回到故国了。这年冬，最后一次东渡日本，未能获准登岸，困守舟中。当时日本施行锁国政策，“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日本学者安东守约经已在日定居的陈明德介绍，以手书向朱之瑜问学，执弟子礼。朱之瑜为安东守约“执礼过谦”的恭敬、“见解超卓”的学问所动，复信安东守约。信中，朱氏悲喜交集，悲则国破家亡，故国“学术之不明、师道之废坏亦已久矣”；喜则“岂孔颜之独在中华，而尧舜之不绝于异域”，表达了他有意将圣贤践履之学传于这位异国弟子的心情。正如梁启超所说，此“为先生讲学之发轫”。 安东守约等人为其在日定居奔走。最后得日本 *** 批准，破40年来日本幕府之国禁，让他在长崎租屋定居下来，朱之瑜就此结束了十多年的海上漂泊生活。 东瀛讲学 朱之瑜定居日本时曾反复强调自己并非想倡明儒学于异域，仅是为了蹈海全节。永历十九年（公元1665年），他在长崎正准备购地躬耕之际，日本国副将军（大将军德川家纲之叔父）、水户侯德川光国欲兴庠序之教（庠序，旧称，古代指地方学校），派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礼聘朱氏为国师，要朱到江户（今东京）去讲学。朱之瑜竭力谦让，但是，当他听安东守约等人介绍“上公好贤嗜学，宜勿辜其意”之后，答应了德川光国的要求，表示“至若招仆，仆不论禄而论礼”。翌年（永历二十年，公元1666年）六月，朱之瑜抵江户。德川光国亲执弟子礼，竭诚尽敬。德川光国认为朱之瑜年高德重，不敢直接称名称字，要他取一名号以称呼。朱之瑜就以故乡“舜水”为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舜水先生”之称始于此时。德川光国欲为建新居，以“耻逆虏之未灭，痛祭祀之有阙，若丰屋而安居，非我志”四次力辞。在德川光国影响下，日本学者、达官显贵也纷纷诣门求教，或执弟子礼，或听其讲学。从此，朱之瑜往来于江户、水户两地，公开讲学。他曾去信远在柳川的安东守约介绍讲学的盛况。永历二十四年（公元1670年），日本初造学宫，朱之瑜绘画图纸，度量尺寸，亲临施工现场指导，事后撰《学宫图说》。又造古祭器簋、笾、豆、登等，率学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永历二十六年（公元1672年），德川光国设置彰考馆，由朱之瑜门生安积觉任主编，聘请朱之瑜指导，编纂鼓吹“尊王一统”之说的《大日本史》，其影响直至二百年后的“明治维新”。德川光国对朱之瑜敬爱有加，就任藩主之际朱舜水也随同前往江户，朱之瑜与同为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的安积澹泊、木下道顺、山鹿素行结为好友，并对水户学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归葬异国 永历三十五年（公元1681年）朱之瑜因水土不服而致病，全身遍生疥疮，卧床不起。明年（永历三十六年，公元1682年）四月，即顾炎武辞世三月后，朱之瑜在日本大阪逝世，享年83岁。安葬在历代水户藩主的墓地瑞龙山（茨城县常陆太田市）。为了纪念他不忘故国，坟墓特建为明朝式样，碑文题“明徵君子朱子墓”，私谥“文恭先生”。德川光国率诸朝士临其葬。朱舜水死前遗言：“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甚。”朱之瑜一直企望中原能有恢复的那一天，为此，他滞日期间生活十分节俭，死时居然储蓄了三千馀金。这是他希冀恢复国家的经费。其日本学者今井弘济、安觉济为他们的中国老师写下悼文：“呜呼先生，明之遗民。避难乘槎，来止秋津。寤寐
忧国，老泪沾巾。衡门常杜，箪瓢乐贫。韬光晦迹，德必有邻。天下所仰，众星拱辰。既见既觐，真希世人。温然其声，俨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质彬彬。学贯古今，思出风尘。道德循借，家保国珍。函丈师事，恭礼夤宾……” 在他死后周年时，安东守约在祭文中哭道：“呜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学殖云堕。有疑谁问？有过谁督？有事谁计？有怀谁告？”朱之瑜死后，德川光国派人整理了他的遗稿，日本正德五年（公元1715年）刊行了《舜水先生文集》全28卷。东京大学农学院内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朱舜水先生临终之地）的石碑。日本汉诗长老小野湖山在青年时代访水户谒朱舜水墓时曾作过一首《朱舜水先生墓》：
安危成败亦唯天，绝海求援岂偶然。
一片丹心空白骨，两行哀泪洒黄泉。
丰碑尚记明征士，优待曾逢国大贤。
莫恨孤棺葬殊域，九州疆土尽腥膻。
学术主张朱之瑜的学术博采众家所长，常谓“千金之裘，非集于一狐之腋”，博通经史，最喜《资治通鉴》，长于《春秋》；道德思想方面，主张忠君爱国，推崇苏武、文天祥的伟大人格。正是这种不尚虚华的学风、扎实严谨的学问和刚直崇高的人格，他的学术于日本发扬光大，当时的日本学者以师事朱之瑜为荣，比拟为“七十子之事孔子”。他的学生遍布日本，最著名的有历史学家、《大日本史》的作者安东守约，日本儒学古学派的奠基人、江户时代著名哲学家伊藤仁斋，德川家康的孙子、政治家、儒学“水户学派”的始祖德川光国，江户时代著名经学家山鹿素行、木下顺斋等等。朱之瑜一生著述不甚多，但几乎全在日本所撰，有《朱舜水先生文集》、《安南供役纪事》、《阳久述略》、《释奠仪注》等等。
他论学问，以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他说：“为学之道，在于近里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掉弄虚脾，捕风捉影。……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我儒者也’。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大而弗能胜，岂儒者哉？”他对明朝的八股取士深恶痛绝，认为“明朝以制义举士，初时功令犹严，后来数十年间，大失祖宗设科本旨。主司以时文得官，典试以时文取士，竞标新艳，何取渊源。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哗哔，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既而不知读书，则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岂复识忠君爱国，出治临民！”他还娴习艺事，有巧思，“尝为德川光国作《学宫图说》，图成，模之以木，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栋梁机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舜水亲指授之，及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乃毕。光国欲作石桥，舜水授梓人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此外，器物衣冠，由舜水绘图教制者甚多。”他在日本虽受人崇拜，但他敢批评日本人心胸狭隘、“量窄意偏”，日后必为中华之祸，“不佞视贵国人，……尝怪周，量窄意偏，……所以此念灰冷。”
育才观点朱之瑜在教育方面的特点是视中外为一体，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他侨居日本20多年，接受的弟子不断增加，并曾公开讲学。他向日本弟子表示，“不佞于仲夏四国，本来一体为亲，
凡遇英才，乐于奖进，”门弟子今井弘济和安积觉所撰《舜水先生行实》，记载了日本的硕儒和学生，时常登门教，以及朱之瑜相与“讨论讲习，善诱以道”的情景。在讲学中他一方面肯定日本“才贤秀出”，可以为孔、颜，为尧舜；另一方面，他指出日本崇信佛教，圣（儒）教未兴，存在问题。依他看来，日本建国的大本在于敬教劝学，施政方面当务之急在于兴贤育才。他所提倡的忠君爱国思想，对于日本后来“尊王一统”的事业有一定的影响。朱之瑜“自幼食贫”，多能“鄙事”。他传艺传道，诲人不倦，又以“开物成务，经邦弘化”勉励日本弟子，表达了他的育才观点，关于教人之道，他认为有一定不易者，有因人而施者。“学问之道，贵在实行”；“立志当如山，求师当如海”；这是一定不易者。因弟子“资性”之不同，提出不同的要求，并予以不同的启示，这是因人而施者。他重躬行实践，却不废读书，因为书能益人神智。对于读书之法，他则认为读史应先于读经；史书文义较浅，于事情又近，于事理吻合，读之易懂。这些都表现了他着重实功、实用的精神。
学术影响德川光国之所以能开创独树一帜、颇有成就的水户历史学派，是和朱之瑜多年的教育、熏陶分不开的。 朱之瑜在日执教，对水户藩和加贺藩影响最大。安积觉、今井弘济、小宅生顺等都是经德川光国介绍对朱之瑜执弟子礼的。加贺藩主前田纲纪也很敬重朱之瑜，执弟子礼，所以他的属臣均拜朱为师。加贺藩的属臣奥村庸礼 等人还把服部其衷、五十川刚伯、下川三省几个儒生介绍到朱的门下。
后来安积觉、今井弘济、五十川刚伯、服部其衷、下川三省五人先后成了朱之瑜的近身弟子，并负起年事已高、不谙日语的老师的起居照料、侍奉，对外应酬、联系之责。这五位弟子中数安积觉日后成就最大，和德川光国一起成为日本水户学派的领袖人物。他13岁从师朱之瑜，接受蒙学。后因父亲病故回家奔丧而中辍学业。安积觉成年后，回忆起自己之所以能学有成就，是因为当年先生“课程严峻，晨读夕诵，故至今不忘耳”。朱之瑜很喜欢这个体弱多病的学生， 亲自为他题写一本作业簿，督促他“逐日书其功课”。安积觉到了晚年还告诫其孙辈：（舜水先生的）“片言只字，皆藏而宝护之，凡吾子孙，当敬之如神明，其有沦落丧失者非吾子孙。”
朱之瑜对其他几位近身弟子也尽心尽力，爱抚备至。他见下川三省“温存淳谨”，“抚之如慈母，督之如严父”。学生五十川刚伯学有基础，朱之瑜怕他“读书难入易出”，鼓励他不要虚费韶华，更上一层楼。服部其衷初投朱之瑜门下，因思乡不安心学习，朱之瑜既不急促，也不为他祚病所惑， 严格要求，一个月后服部其衷学业大进，和老师的感情也日厚笃深。朱之瑜在日本从事教育20余年，其间，或执弟子礼，或从其质疑问学的学生远不止上述几位。学有成就的，还有林春信、佐左宗淳、人见传等人。
后来的日本学者评价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治民为要道，不务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不惟后来明治维新受此良好之影响，即于朱氏学说本身发扬而光大之，其功亦伟矣！”梁启超在评论朱舜水时也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极为高尚严峻，所以日本知识阶层受其感化最深。”
阳九述略朱之瑜定居日本後，冷静地回顾和研讨明亡的历史教训，并在六十二岁时，即明亡後的第十七年，写下了著名的《中原阳九述略》。这篇著作共分四章。 第一章题名“致虏之由”。舜水认为明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政治腐败。“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也。语日：‘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二是学术虚伪。明末科举制成了文人士子攫取个人功名的手段，所以人们穷年皓首于猎取华词、埋头 哗哔之中，不知读书以出治临民之义哉！
第二章论“虏势二条”。一条论天启、崇祯年间，边臣失职，致虏披猖；二条论虏入中原後，搜括徵发，使天下骚然。第三章讲“虏害十条”。
舜水痛斥满清入主中原後的十大罪状有：1.东人之害，自江以北至南京。2.沿海有防边、养兵、藏匿、接济之害。3.近海有造船、帮工、值匠之害。4.签发舵梢之害。5.内地有签派船料、搬运木植之害。6.省会近城各郡有放债举息、买官附营之害。7.仕宦有配发上阳堡、甯古塔之害，并入旗披甲之害。8.买官但计有钱，不问色目之害。9.打老鼠之害。10.拆房屋之害。
第四章名为“灭虏之策”。“灭虏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与之相反。”舜水举例说：“彼以残，我以仁；彼以贪，我以义。解其倒悬，便已登之席；出之汤火，斯为沃之清凉。则天下之赤子与天下英雄豪杰，皆我袱之子，同气之弟，安有不合群策，毕群力，以报十七年刺骨之深仇哉？逆虏虽有神谋秘策，亦无所再施。况黔驴之技人穷，山鬼之术尽露。全为百姓勘破，毫无足惧。故知一败涂地，必不可支也。”篇末署名“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拜述”。耿耿忠义之情，力透纸背。这篇著作书写完毕，舜水拜托他的日本至友安东守约收藏保存，谓“他日采逸事於外郡，庶备史官野乘。”
著述名录 《朱舜水先生文集》《安南供役纪事》
《阳久述略》
《释奠仪注》
《朱舜水集》上、下 朱谦之 编
《新订朱舜水集补遗》徐兴庆 编
代表作品 名言教育为立国之本
修身处世，一诚之外更无余事
满盈者，不损何为？慎之！慎之！
诗作【漫兴】
远逐徐生迹，移舟住别峰。
遗书搜孔壁，仙路隔秦封。
流水去无尽，故人何日逢？
乡书经岁达，离恨转重重。
【避地日本感赋】
其一
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
衣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国。
其二
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
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
